摘要：[19]石佑启：《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宪法与行政法的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67页。 ...
也许有人会担心，如果取消国家的专政职能，只是依赖法律制裁，一般情况是可以应付的，但如果出现大规模的骚乱呢？没有专政手段能控制局势吗？这里实际上牵涉到紧急状态下的法律作用问题，在紧急状态下法律是否失灵？是否需要启动非法律机制？如用搞运动的方式发动群众？用专政的手段去对付敌人？笔者认为，这体现了人们对法律作用的不信任和误解。
个人主义的观点，认为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之和，不存在个人利益之外或之上的公共利益。（4）分配标准不明确《土地管理法》没有对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做出具体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只是原则上划定了征地补偿费用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的所有权归属。
其中，有12起出动了特警或防暴警察，有7起出动了武警，最多动用警力数百人。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有些地方的乡镇人民政府为规避法律，以租代征。（2）农民的无力农民的无力首先表现为农民对本村事务没有多少知情权，即使该事务与自己利益攸关也基本如此。个人在其中扮演国家（或社会）分派的角色，个体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国家（或社会）而奋斗。为了产业、交通及其它公益事业的发展或国土的综合利用、城市的开发发展等积极目的，而进行必要的特定财产的收用及其它限制，属于这里所说的特别损失，需要进行损失补偿。
通过开征这些税种，将目前为预算外收入的号称第二财政的土地财政，逐步转变为纳入第一财政是税收体系之内的土地财政。以征收指强行剥夺原主的所有权归国家的行为，以征用指因紧急需要强行利用他人所有物、但并不改变所有权权属关系的行为。然而，法律效益还具有比较的意义，诉讼过程既是法律价值的实现过程，同时又是诉讼主体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过程。
如莫尊通不服福清市人事局批准教师退休决定侵犯劳动权案{12}(P368-369)判决书主张……且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作出的批准退休决定处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劳动权，是具体行政行为，……。这就必然会存在司法者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根据宪法社会权条款排除第三方对当事人社会权侵害的可能性。这一条规定了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界限，包括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两个方面。所谓直接适用，就是受案法院由其自身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援引宪法社会权条款作出裁判的适用模式。
而与此相对应，在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0月14号作出了《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有学者认为本案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宪法适用原则，即我国的宪法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但是普通法院不能运用宪法直接的法律效力来审理案件，而必须上报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如权泰源诉辽源矿务局梅河煤矿工伤伤残赔偿案{11}(P218)判决书就直接援引了《宪法》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9}(P163)即当立法者由于立法主体内部的有效多数基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而无法形成、或者当立法者根据现实诸种情势的考量而无法从量上完全满足制宪者先期所做出的承诺时，由立法不作为而导致的宪法权利虚置现象就不可避免，公民个体因此也就没有防范权利侵害的凭借。而相反，由受案法院直接适用则可以将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压缩至完成诉讼任务所必须的最低限度，从而减少诉讼成本的开支。邓炜辉（1985－），湖南衡阳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生。具言之，首先，从诉讼周期持续的长短看。
具体来说，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民生是宪法的宗旨和目的，是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价值皈依。从这一侧面看，这两种适用模式都具有可行性。或许会有读者问，为何要选择合宪性解释作为其基本形式？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合宪性解释是法官应负的宪法义务。4、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
因此，在司法裁判中适用宪法条款就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即在司法裁判中，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时，可以在裁判说理部分直接援引宪法社会权条款，而在判决主文部分最终援引法律依据时则只需引用有关法律条款。
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人权原则是宪法的起点和归宿，它直接指向体现民生的社会权，并要求将体现民生的社会权作为宪法的起点和最终归宿，进而使民生成为宪法的宗旨和目的。《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32、30辑。
{6}因而，通过规定公民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社会权，从而直接全面地将宪法与民生紧密地融为一体是实现民生至上的根本路径。虽然这些制度的确立的确标志着我国法治实践的巨大进步，然而制度的设计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良好的制度如果不能具体贯彻落实那就等于形同虚设。{14}(P16)第三，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程度尚未涉及。即当公民基本权利遭到私法主体的侵害时，国家有义务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就司法裁判中人民法院已适用宪法社会权条款的案例来看，基本上是由法院系统中审级最低的法院，即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19}第二，合宪性解释是法院适用法律的自然要求。
如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罗文敏工伤赔偿案一审判决书就主张……把应由企业承担的风险责任推给承担风险能力有限的自然人，不利于对劳动者的保护，有违我国宪法和社会主义的公德，……。尽管如此，但由于上述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否定在司法审判中不得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审判依据，因此，在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实务中，针对许多存在权利救济空缺或明显漏洞以至于不适用宪法就难以达到司法公平公正的案件，依据民生至上的审判理念而援引宪法社会权条款[1]进行审判已经逐步走向了司法裁判实践的舞台，并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
然而，通过对已经审结的此类案例进行分析，这些案例都未涉及适用程度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一大遗憾。其二，宪法是民生的根本保障，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是落实民生至上的题中之义。
（三）义务层次论：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程度分析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程度取决于义务履行的难易程度。第二，坚持法律适用优先原则。
其中，处于最初层次也是最容易履行的是尊重义务，它只要求义务主体不作为即可。{8}(P371)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随着社会解构这一历史性变迁，其观念也开始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夜警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过渡。（二）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上述，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援引宪法社会权条款进行裁判存在着许多共性，但同时由于目前宪法社会权条款司法适用的理论研究尚不够深入，并且案件本身和办案人员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因此，宪法社会权条款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又很不规范并存在着一些盲区。{5}同时，在宪法效力上，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公民生活的基本方式，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保障。
{29}因此，保护义务也同样可以在司法裁判中直接适用宪法社会权条款。因为，立法者之政策决策的角色及立法机制运作的内在机理决定了它不可能绝对适时、适量地应对宪法权利对其施加的内在要求。
7、吴粉女退休后犯罪刑满释放诉上海市长宁区市政工程管理所恢复退休金待遇侵犯社会受益权案。{24}因此，确定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最佳模式必须考虑诉讼成本这一核心要素。
综上所述，以上两种模式虽然都能起到定纷止争的法律效果，但是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适用需要更高的诉讼成本，因而，由受案法院直接适用才是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最佳模式选择。5、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3}而坚持民生至上，实质上就是要做到以人为本，把尊生爱人、保民养民作为最高的价值，把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4}确保每位社会成员的生活底线，确保每位社会成员基础性的基本权利。[2]在审判实践中，虽然存在独立适用宪法作为审判依据的案例，如范雪珍、范昌其、范桂娣、范昌波、范小蓉诉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发房地产权证案（该案可参见王禹：《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1页），但其并不属于社会权案件。例如，挪威著名人权学家A·埃德在1987年发表的《作为人权的食物权》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义务层次理论，{26}并且将义务按照其被履行的难易程度顺序排列。以既已审结的此类案例为依据，目前在更多的情况下，宪法是被法院作为与其他普通法律形式一样的法律规范来加以适用{10}(P619)，但就具体的适用形式而言却很不规范。
（二）宪法文本分析：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规范逻辑宪法社会权条款是否可以直接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我国学界存在着根本分歧。其次，从诉讼程序适用的繁简来看，诉讼程序适用的繁简与否直接决定着诉讼主体所需要实施的诉讼行为的多寡。
其次，我国《宪法》第42至46条依次规定了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社会保障权、获得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等宪法社会权。为避免理论和现实的严重分化与脱节，本文认为，以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的实际适用为契机，科学合理地论证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正当性并对其予以规范和完善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后，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在适用宪法社会权条款的过程中，假定诉讼事项的定量保持不变，那么如果采用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毫无疑问，诉讼主体需要实施更多的诉讼行为方能满足诉讼程序的各项要求，诉讼成本就不可避免的直线攀升。
